12月3日举行的全国煤炭交易会上，公布了2022年煤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方案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2022年的煤炭长协签订范围进一步扩大，核定能力在30万吨及以上的煤炭生产企业原则上均被纳入签订范围;需求一侧，要求发电供热企业除进口煤以外的用煤100%签订长协。

面对煤炭主产区纷纷增产增供，在保供稳价的同时也引发一些疑问——支持煤炭生产，会不会影响“双碳”目标的实现;一边我们需要释放优质产能，为能源供应兜底保障;另一边我们需要推动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加快煤炭减量步伐，二者如何平衡与兼顾?减煤降碳需做好哪些方面工作?

对于上述问题，委员、专家们有话要说。

增产增供不影响减煤降碳进程

数据显示，为保障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连日来煤炭主产区纷纷增产增供：截至10月底，山西完成39座核增产能煤矿的报告评审和现场核查，预计净增年度产能4100万吨;鄂尔多斯增加产能5860万吨，另有106座煤矿获得核增产能审批，全市累计新增产能1.4亿吨;对纳入国家冬季应急保供的17个煤矿，陕西正在加快核增产能手续办理……

面对《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确定的行动内容：“十四五”期间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的要求，什么样的控制节奏为宜呢?

在太原理工大学环保产业创新研究院教授袁进看来，近期的增产增供非但不会影响减排目标，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煤炭安全底线思维，让地方对能源转型的认识更加深刻。“山西增产增供煤矿数量约40家，与14个省签订外送保供协议。但这些增量都是在规划目标和正常波动范围内，不是超常情况。事实证明，对山西省减煤降碳工作没有负面影响。”袁进如是说。

“长远来看，我国也离不开煤。煤炭消费量占比虽然下降，在能源体系中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却越来越凸显。即便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之际，我国仍需煤炭作为电力调峰、碳质还原剂及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认为，煤炭单纯作为电力来源的需求逐步下降，但可再生能源大比例接入电网，给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严峻挑战，需要燃煤发电作为调峰电源平抑电力波动。其在电力结构中占比的下降速度，取决于可再生能源电量对煤电的替代和可再生能源电力对煤电调峰的需求。

基于上述现实，究竟产多少煤合适?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刘峰提出，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要有序减少、减之有度。为此，应该研究建立煤炭消费量的“安全区间”。未来一段时期，煤炭消费量在安全区间内波动，以支撑新能源发展和油气波动。“碳达峰、碳中和不是简单的‘去煤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仍为我国能源转型提供立足点。煤炭必将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桥梁，在未来能源结构转变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刘峰表示。

增加供应弹性和韧性需走科学产能之路

“我国曾多次出台政策措施减少煤炭消费，但效果均不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对煤炭的持续需求，推动行业被动式超负荷运行。双碳目标促进煤炭消费减量，带动煤炭生产强度下降，给行业带来发展空间受限的严峻挑战，也留出降低发展速度、提升发展质量的时间和空间。”谢和平坦言，煤炭行业可放下产量增长的包袱，回归合理规模，走科学产能之路。行业要尽快从扩大产能产量追求粗放效益为第一目标的增量时代，迈向更加重视生产、加工、储运、消费全过程安全性、绿色性、低碳性、经济性的存量时代，快速提升发展质量。

“单纯为了减煤而设定一个目标很容易，但光是这样还不够，也不是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越低越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认为，要让煤炭消费真正减下来并实现可持续替代，还需要财政、金融、就业等政策保障。随着能源体系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地理中心可能发生很大转移，背后是产业、就业等一系列变化。只有“先立后破”，处理好减排和安全的关系，对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阻力才会更小。

在刘峰看来，煤炭工业仍面临着生产产能过剩和先进产能不足的矛盾。要把握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能源安全兜底保障作用，煤炭行业必须加强新型储备能力建设。既包括煤炭资源的储备，提升资源精准勘查能力，也包括煤炭开发建设能力的储备，加强煤炭相关技术的研发，更要提升煤量储备的能力，合理建设煤炭仓储设施，增加供应的弹性和韧性。“此外，还需推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完善煤炭跨区域运输通道和集疏运体系，并随着煤炭生产重心逐步向中西部转移，高度重视富煤集中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刘峰说。

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数字化大文章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鲁俊岭在2022年度全国煤炭交易会上表示，保障煤炭稳定供应要立足当下，更要谋划长远。要充分认识煤炭在我国能源稳定供应中的定位和作用，积极推进煤炭安全绿色生产和清洁高效利用，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升级改造，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扎实做好煤炭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可靠的能源保障。

“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说明煤炭作为国家基础能源的特殊重要性。”作为老煤炭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表示，推进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长期艰巨的任务，需国家从战略、技术、管理等多个层面高度重视。

在姜耀东看来，要推动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不仅要建立国家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部际协调机制，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而且要进一步加大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力度，进一步完善政策保障措施，鼓励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煤炭行业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它的数字化改造，对我们来讲，面临的问题是产能释放力度不够、煤炭工业智能化水平不高、煤炭工业数字化转型尚处于单点应用阶段，生产系统智能化应用尚未普及且水平仍需大幅提升以及煤电协同性不强。”这个结论是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科技厅副厅长林浩从多地调研中得出的结论。

以贵州省为例，林浩表示，贵州省的煤炭储量位居全国第五，长江以南第一。目前贵州拥有较好的煤炭工业产业生态，为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应用场景，贵州为发挥数字经济引擎作用，抢抓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新机，通过数字经济与煤炭工业深度融合发展实践，煤炭回采机械化率和煤矿辅助系统智能化率双双实现“100%”，三个煤矿井下机器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之一落户贵州，这些都为贵州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此，林浩建议：一是引导数字矿山建设，推动5G网络下矿井，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改造，打通生产、管理、运营等各环节的数据链条，提升煤炭生产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实现煤炭工业领域的“产业数字化”。二是充分发挥政策、资金、行业推动等引导作用，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应用示范，形成“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融合发展生态，将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